《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8日起正式實施），新增了一項醉酒型危險駕駛罪（本文以下簡稱“醉駕”），至此“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正式被納入刑法。該修正案的出臺使駕駛員在醉酒狀態下駕駛車輛本身就可以以危險駕駛罪被追究相應的刑事責任。
如今醉駕入刑已十三載有余，誠然，在此期間醉駕刑罰的預防功能得以充分發揮，這一規定也與“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良好社會風氣相得益彰，將以前全憑自我約束的個人良好習慣上升到全民遵守的法律層面，國家通過刑法的形式保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人身安全，對于維護社會秩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醉駕入刑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也同樣不容忽視：諸如“入罪容易出罪難”、“打擊面過寬、非刑罰附隨傷害過大”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迫于醉駕的微罪性和社會輿論壓力，部分法院在司法判決中擅用“情節論”來為本已該當醉酒型危險駕駛罪的案件出罪，或者直接拋開原有法條，只根據情節或當事人的主觀故意來進行定罪量刑，將本該屬于抽象危險犯的醉駕解釋成了具體危險犯，造成了各地有關醉駕的裁判標準不夠統一，于法無據，有違背罪刑法定之嫌。
基于此，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該《意見》規定通過醉駕行為發生前、發生時、發生后的“三分法”來重塑醉駕情節，并確立“血液酒精含量+情節”的醉駕的定罪量刑新思路，看似是為目前醉駕的司法適用中的“情節論”的適用提供了一個合理的途徑，但實則有違醉駕本身抽象危險犯的犯罪構成。
新規有關醉酒法定標準提高
我國國標規定了駕駛人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mg/100ml即為醉酒，然而在實務中，各省均設定了一個高于80mg/100ml的數值作為“醉駕”的判斷標準，通過查閱地方的醉駕量刑官方文件得知，以浙江、四川、湖北、湖南、上海五省直轄市為例，其規定的醉駕酒精濃度標準均高于法定的80mg/100ml，具體而言，四川為130mg/100ml以下且情節輕微的免受刑事處罰，浙江浙江省最為突出：2012年至2021年先后出臺四個醉駕案件量刑指導意見，僅以血液酒精含量免處標準看，2012年為90mg/100ml，2014 年、2017 年、2019 年分別提高至 110mg/100ml、140mg/100ml、170mg/100ml，10年間總共提高80mg/100ml湖北湖南分別為100mg/100ml、160mg/100ml；上海則為130mg/100ml。隨之呈現的問題在于：實務界關于醉駕標準的差異性規定與法定國家標準的沖突，即差異性的地方立法與人大立法權的沖突、與《刑法》中強調的統一適用規范的沖突。總而言之，在實務中以地方立法的醉酒標準進行入罪出罪經不起推敲、于法無據。而2023年《意見》的第12條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將法定的醉酒標準擅自提高到了150mg/100ml，其目的不難看出是在照顧社會中的極特殊群體，他們即使血液中酒精含量在法定標準之上但事實上沒有陷入醉酒狀態，且沒有發生危害結果的，新規認為這樣的群體是值得保護的，故以無罪處理。對此，個人認為，醉酒的標準一定要于法有據，不能因為某一新規定有利于部分群體法益的保護而舍棄整個社會的法益。因此新規提高醉酒的法定標準這一行為則顯得有些操之過急，有越俎代庖之嫌。
新規擅自增加“醉駕”的該當要件
從現行刑法133之一（2）的法條內容來看，“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構成醉酒型危險駕駛罪”，除此之外并未規定情節因素等其他條件，只要當事人行為構成醉酒駕駛，即可該當本款罪名，而不需要任何實害結果的發生。所以，從法條理解上來看，133之一（2）很明顯是行為犯、抽象危險犯。而2023年《意見》第12條卻將高于醉酒標準、但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醉駕行為進行了無罪處理，顯然是將醉駕當做了具體危險犯，此舉有違醉駕的立法目的，立法者將醉駕規定成抽象危險犯是為了保護公共交通安全和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法益，通過對行為的處罰和規制從而降低后續公共法益侵害的可能性，而將醉駕加入情節設置為具體危險犯，無異于將保護滯后，顯然不利于預防和懲治此類犯罪，如若將情節輕微作為醉駕的限制條款，容忍醉駕行為的發生，勢必會將不特定公民的生命健康和道路安全置于危險之中，有醉駕行為的發生，卻不以為罪，這樣的做法不僅會影響刑法的規范效力，將道路交通安全法置于尷尬的境地，而且改變了醉駕的犯罪構成要件，沖擊了刑法的穩定性，有違于罪刑法定。
新規對于“醉駕”性質的立場不堅定
從新規本身的條文理解來看，新規在第12條明確規定了“血液酒精含量+情節”的醉駕的定罪量刑的依據，將本屬于抽象危險犯范疇的醉駕型危險駕駛罪變成了具體危險犯，而該規的第10條卻在第三項將“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汽車”作為了醉駕的加重條款。對于具體危險犯條款而言，法條通常會特別寫明“造成xx嚴重后果”或“足以造成xx危險”，而“醉駕”等抽象危險犯條款則沒有之類的標志。而反觀第10條第三項“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駕駛汽車的”則不難看出這是一個典型的抽象危險犯表述，因為即使未取得機動車駕駛證而在道路上駕駛，未必會造成實害結果，無證駕駛只是對危害道路交通法益的一個預設前提之一。由此觀之，新規的制定者雖然在第12條明示了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應當按照具體提危險犯參照情節處理，卻在第十條醉駕的加重條款下規定了抽象危險行為（無證駕駛），以抽象危險行為作為具體危險的加重情形，足以證明在制定規則時的考慮不周以及對于醉駕型危險駕駛罪是否應當按照具體危險犯處理的搖擺不定。新規如果頻繁的作為實務界的判決依據，勢必會沖擊《刑法》的穩定性和模糊“醉駕”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的界限，因為基于法益保護的時機和緊迫性，抽象危險與具體危險是不存在交叉空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