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尚往來，是指在禮節上講究有來有往，互有往來。我國是禮儀之邦，也是一個人情社會，親友之間禮尚往來是一種禮儀，也是一種傳統習俗，有利于增進親情和友情。但是，一些黨員干部打著禮尚往來的旗號，違規收送禮品、禮金、購物卡等，有的收受明顯超出正常禮尚往來的財物?！懊黠@超出正常禮尚往來”，一是指在禮節上講究有來有往，不能只來不往。換句話說就是你對我怎么樣，我也對你怎么樣，不能只來不往，或“來”與“往”之間分量不對等，存在明顯或較大差距。二是指明顯超出了當地正常經濟水平、風俗習慣、個人經濟能力以及一般的、正常的禮節性的往來的禮品、禮金價值。這樣的行為就構成了違紀，要給予處分。具體給予處分時應根據各種因素綜合考慮酌情處理。

一、 相關規定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八條規定的違規收禮問題，是指黨員干部收受可能影響公正執行公務的禮品、禮金、消費卡和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品等財物，并沒有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送禮人謀取利益，也不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禮品、禮金、消費卡等。

但是如果黨員干部為送禮人謀取利益后收禮，或者收禮后又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送禮人謀取利益的，或者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禮品、禮金、消費卡等，則構成刑法規定的受賄行為，涉嫌受賄罪則按《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的紀法銜接條款處理。

同時，根據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也就是說，按受賄論處。

二、案例引入     

被告人丁某、王某系夫妻關系。2003年至2019年，丁某利用擔任某中央國家機關副司長、駐上海特派辦副特派員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王某利用擔任某銀行上海長寧支行行長、上海分行營銷四部總經理等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744萬余元，丁某還單獨收受他人44.9萬元。其中，丁某、王某為何某實際控制的公司獲取貸款提供幫助，共同收受何某345萬余元。
　　被告人王某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貪污某銀行上海分行營銷費用共計1228.61萬余元（具體事實略）。
　　2019年8月13日，被告人丁某、王某被采取留置措施，后如實供述辦案機關已掌握共同收受何某賄賂的事實，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其他受賄事實，王某還主動交待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貪污事實。受賄、貪污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

案例分析     

本案爭議焦點是，被告人丁某、王某與何某存在互送財物行為，丁某、王某收受何某345萬余元是禮尚往來還是受賄犯罪。

首先，應當看是否存在謀利事項，即是否具備受賄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若無具體謀利事項，則一般定性為違規受禮；若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且收受的財物價值達到刑事追訴標準的，則構成受賄犯罪。需要注意的是，接受請托為他人謀利的時間與收受財物的時間不一定要完全吻合或一一對應，比如送禮一方長期向國家工作人員贈送超出正常人情往來的財物，但不要求立即回報，而是期望在與國家工作人員建立一定的感情基礎后，在將來不確定的時間，請托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其謀利，其間只要發生過具體請托事項，則可以把這些連續收受財物的行為視為一個整體，累計計算受賄數額。

還有一種情形，黨員干部收受的是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送的財物，對此，根據《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三條第二款之規定，收受這兩類對象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皟r值三萬元以上”可以累計計算，而不以單筆為限。這種情況下，不需要有具體的謀利事項，也可能構成受賄犯罪。

其次，看收受財物的時間、方式、價值大小以及當事人關系的親疏等情況。一般來說，黨員干部收受禮品禮金行為多發生在逢年過節、生病住院、婚喪嫁娶期間，且禮品禮金的數額一般不會太高，送禮一方沒有特定的利益訴求，多系聯絡鋪墊感情。而受賄犯罪收送雙方所謂的“朋友”關系，多是建立在權錢交易基礎之上的權力尋租關系，收送時間沒有一定的規律，可以發生在黨員干部接受請托前、請托過程中以及接受請托后。實際案件中經常會遇到收受的禮品實物已被消耗或滅失，且無法調取購買憑證、交易記錄等書證的情況，在此情況下，對行為準確定性還涉及證據標準的問題。對于違紀案件，需要達到“明確合理可信”的證據標準，而對于職務犯罪案件而言，則需要“排除合理懷疑”。在上述情況下，因無法確定禮品的真假、價值，而受賄罪對犯罪金額有法定要求，此種情況下達不到刑事訴訟證據標準，一般不能認定為受賄犯罪。如果收送雙方供證一致，足以證明存在收受的基本事實的，可以在對有關違紀違法事實認定的基礎上，對涉案物品依據登記上交的有關規定予以辦理。

上述案例中，一審法院認為即使雙方存在一定人情往來，當權錢交易與人情往來交織無法明確區分時，可一并認定為受賄，其他可能存在的因素可在量刑時酌情考慮。筆者認為當下職務犯罪案件證明標準相較于其他犯罪較低，但是也應當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在實踐中職務犯罪例如受賄犯罪的定罪依據通常是行賄方與受賄方口供一一對應，但這種認定方式極易出現冤假錯案，筆者認為當權錢交易與人情往來交織無法明確區分時，應當按照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將人情往來的財產數額從犯罪中予以扣除，這樣處理更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保障被告人的權利。